而后,朱载坖突然布诏书,起复原建极殿大学士李春芳为辅,当然张居正仍然是次辅,但是加少师,这对于张居正来说打击很大,朱载坖居然起复了李春芳,而不是任命自己为辅,这是张居正没有想到的,不过张居正也并没有放弃,在李春芳抵达京师之前,自己虽然是次辅,但是实际上干的是辅的活,利用这个空当,张居正仍然可以最大程度的挥的自己作为次辅的影响力。
张居正立即向朱载坖上了陈六事疏,提出了自己的对于当前朝政的看法,朱载坖当即下诏,要求张居正提出具体的意见。
张居正随即向朱载坖上奉诏陈事疏,提出了自己对于现在大明朝廷的弊病和解决办法,张居正认为,先是严考成,省议论,之前朱载坖要求对官员们从严考成,同时实行对内外官员的大计,张居正认为这显然不够,要伸张法纪,整顿官府,张居正在奏疏中说道:“治理之道,莫急于安民生,安民之要,惟在于核吏治。前代令主,欲兴道致治,未有不加意于此者。”强调整顿吏治的作用。
同时认为言官的主要作用就是监察不法,而不是议论国事,现在言官的监察职能不断弱化,但同时参与政治的热情倒是很高,张居正在奏疏中指出:“天下之事,虑之贵详,行之贵力,谋在于众,断在于独。朝廷之间,议论太多,或一事而甲可乙否,或一人而朝由暮跖,或前后不觉背驰,或毁誉自为矛盾,是非淆于唇吻,用舍决于爱憎,政多分更,事无统纪。”
这确实是大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,虽然朱载坖已经多次严令言官不得妄言,但是言官和六部司官依旧热衷于上疏言事,不管朝廷的大事小情,他们都想插上一嘴,张居正对此早就极为不满的,所以张居正在向朱载坖的奏疏中说道:“一切奏章,务从简切,是非可否,明白直陈,毋得彼此推诿,徒托空言。其大小臣工,亦各宜秉公持正,以诚心直道相与,以勉修职业为务,反薄归厚,尚质省文,庶治理可兴,而风俗可变也。伏乞圣裁。”
张居正认为,考成法是实现省议论、严考成、正纲纪、重诏令的不二利器,朱载坖也认同张居正的这个看法,但是具体应该怎么实施,却不是张居正所想的那样,按照张居正的想法,内阁的权力过重,显然不是朱载坖想要的局面,朱载坖虽然同意了张居正的建议,但是并不会按照张居正所希望的那样实行考成法,朱载坖的考成法肯定是要由自己的特定的。
张居正的另外一个建议就是理财政,朱载坖即位以来,采取了种种措施,增加朝廷的收入,也取得了很大的效果,但是张居正认为这还远远不够,要将整个财政系统予以梳理,在张居正的奏疏中,将大明现在的财政收入分为了三部分,第一是田赋,张居正认为这是根本之税,虽然现在田赋在大明的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大为下降,但是张居正认为田赋不得不重视,因为田赋干系着大明的百姓,现在大明的绝大多数百姓仍然是农民。
田赋是干系到大明大部分百姓生计的事情,必须要加以重视,而且田赋中的本色、漕粮等,更是干系到朝廷的军国之用,九边的军储军粮,必须要重视,张居正认为,对于田赋,要丈量以清其源,条鞭以均其派,尽可能在保证朝廷所需的情况下减轻百姓负担,打击土地兼并。
第二个部分就是国内的各种税收,包括商税、钞关税收、盐税、茶税等各种国内的税收,这些税收的主要作用有两个,一来是为朝廷提供赋税,二就是满足朝廷的各种需求,比如盐税对于九边军储的作用,还有就是茶叶对于制衡北虏的作用,还有钞关对于物价的平抑作用,张居正认为,国内的各种税收,要轻其轻税,重其重税,对于老百姓所日用的物资,如布匹、粮食等物,要尽可能的少征,甚至是免征税收,而对于一些奢侈品,如丝绸等物,要重科其税。
第三个部分就是关税了,关税是现在朝廷现银的主要来源,对于朝廷来说是很重要的,张居正认为,关税最大的作用就是为朝廷提供财政支持,所以要完善税率,打击走私,提高关税收入,为朝廷增加财源。
张居正认为,朱载坖虽然设立了一整套的机构来负责税收的征缴,但是这些机构也导致户部的财权分散,张居正建议,建立一个以户部为核心的财政衙门,厘清大明的整个财政系统,将朝廷和地方藩库的分成等事情厘清。
朱载坖认为张居正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,朱载坖当即召见了张居正,两人在文华殿密谈,朱载坖说道:“张师傅受委屈了!”
张居正说道:“臣不敢言委屈,但凭陛下吩咐。”
朱载坖笑着说道:“辅之位,固然是荣耀,但是朕以为张师傅是做事之人,不会在乎这些事情。”
不在乎才怪,朱载坖当然知道张居正很在乎,但是朱载坖还是向张居正解释了自己的这么做的原因,朱载坖认为当下的改革已经进入的很深的地域了,各种政治博弈和有关利益的斗争将会更加的激烈,在这个时候,李春芳相对温和谨慎的特点有利于朝廷各项新政的推行。
按照朱载坖的想法,李春芳站在台前,张居正在幕后,李春芳负责调和朝廷内部和地方的各种利益关系,而张居正则负责推动改革措施的切实落地,两人可以形成互补,李春芳相对温和的性格能够稳定朝廷,不至于因为改革而导致剧烈的朝廷和社会的动荡,朱载坖希望的是温和但坚定的推动改革,所以朱载坖希望张居正能够放下芥蒂,与李春芳和衷共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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